夜不能寐，翻看胡泳的《众声喧哗》，其中一段话让我感到震撼：

“官话由于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，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，手机段子的流行就是明证。然而，政治与语言的这种结合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能够小觑。奥威尔曾经精辟地指出，‘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，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，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’。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，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‘双重思想’------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，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。”

于是我想到我们的报纸、我们的评论。纸媒评论的未来，如果说还能有多长时间的未来，我想，必然是摆脱简单自由主义的逻辑，走向一种复杂的更细微的更确切的言说方式，摆脱表态文章的简便，摆脱插科打诨的不自重，走一种有技术含量、知识含量、方法论含量的评论，否则，纸媒的评论没有必要存在。

我们要走得更远，需要充实，改变贫瘠的知识储备、力不从心的眼界等现状。